张忠谋自传

张忠谋著, 天下文化出版(2001, 2024)

一点读后感

几年前读Freedman Dyson的autobiography，当时的感受可用两个字来形容：真诚。作者真的以诚相待，并不避讳自己人生的难和痛。张先生当然比我远有学问和阅历得多，他引海明威的话来强调“簡單的字句，真實的情感”。通读全书后，私以为“简单的文字”是无可质疑的，“真实的情感”也感受到了。当然，如果细究，书中还是有一些疑问的，有些事情也是略过了。但是谁又能真正地毫无保留地与陌生人分享人生的所有呢？总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几处吧。

张先生在中国碾转度过了人生的前十八年，后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几年，最后在台湾度过了最辉煌的岁月。说来好笑，张先生一开始其实与台湾并无实质瓜葛。纵观本书，可能美国对张先生的影响更为大（自信卖瓜！）。值得尊敬的是，张先生不辞辛苦，重拾中文亲自写作本书。实不易也！

另外一个意外的感悟是，原来在百十年前的旧中国（上海），中上阶级的日子也是那么的滋润。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

另外，上册居然是余秋雨先生写的序。想必彼时的余先生正值人生的高光时刻吧？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居然会在一本科技类的书中重拾余先生的名字，难道这意味着我又要开始文化苦旅了吗？

上册

• 三十多年的时光已掠我而过，今天虽有当年的心情，却已无当年的兴致了。

• 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半年后，就花了他平生大部分积蓄，买了一幢房子，这是一个很舒适的家，也是他生平唯一一次买房子，可惜事与愿违。我们在那新房子住了只两年多，就因内战而又要逃难。父亲生前最后几年神志已不大清楚，他念念不忘的除了母亲和儿孙外，还是这幢花了半生积蓄买下但只住了两年多的房子。

• 自1945年底到1948年春，我们在上海过着中上阶级舒适、安定的日子。。。我的六叔那时正在上海交大读书，也住在我家。我相当用功读书，因母亲认为南模的英文程度不够高，替我找了一位外国教师补习英文，我的英文名字Morris就是他以“谋”字谐音而取。同时我开始学小提琴、打网球，课余也常去看电影，或与同学打桥牌，也偶尔去霞飞路树荫森森的路边咖啡馆喝咖啡。

• 就在这个乱世中，我从中学毕业了。毕业那晚我和几个相熟同学庆祝，大家喝了不少酒，尽情地叫喊，尽情地欢乐。夜已阑，我们漫步到黄浦江畔，大家凑了点钱，租了一条帆船到黄浦江上游江。满天繁星下，远远的上海如醉如梦，是我们醉了？还是上海醉了？同游中一人，乘酒意跑到船头大喊：“黄浦江，我们还能在这里住多久？”大家大笑和之。这样的豪情，以前、以后都不曾再有。

  是的，以后都不曾再有了。

• 沪江在当时被认为是第一流的文商科学校，而且是父亲的母校，我便决定入沪江。。。可惜我在这个幽美的环境只待了两个多月。

  巧了，我也待了两个月 :)

• 过去逃日本人的难，心中抱着最后胜利的希望和信心，这次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来了。父亲本有不走的意思，但是经过与知友商量，左思右想后，觉得留下来的风险太大，决定还是以走为是。

• 香港那时只有一个香港大学，非但理工不强，而且整个学校也不太被看好。在逼不得已下，父亲认为我只有一条路：去美国读大学，他还有能力供给我第一年的学、杂、生活费。至于一年以后，要看他在香港的情形如何，而且我在比较习惯美国环境以后，应该可以申请奖学金，或半工半读。母亲很坦白地对我说，即使我第一年的费用，对父亲来说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幸而你是独子，不然我们不会有能力送你出国。”

• 那是1949年7月，我刚满18岁后的十二天。在香港启德机场，我在父母叮嘱声，同学惜别声中登上泛美公司班机，启程去旧金山。

• 香港以前，父母亲是我的天地，我事事都依赖他们；香港以后，我发现父母亲已不能帮助我，我只能依赖自己了。

• 但是最令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包括我在内，向往的，倒并不是美国的武力和经济，而是她所实行的民主、自由制度，以及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只要努力，你就能出头”的理想。

• 事实上，当时美国人的勤奋习惯远超过今日，在各行各业中，多的是白手起家、奋斗成功的例子。

• （1996年杜尔）在竞选总统时曾说，他年轻时许多美国的价值观念，例如家庭、勤奋、依赖自己等，现在已丧失殆尽。他如果当选，要把自己作为连结那些价值观念的桥梁，重新建立那些价值观。这段话引起不少人的共鸣，但是民主党却以此嘲讽杜尔的年龄，并且说杜尔只能建立走回过去的桥梁，而民主党却要建立走向未来的桥梁。但是这未来的桥梁又走向怎样的未来呢？难道是更多的犯罪？更多的离婚？更多的社会斗争？更多的社会福利所引致对政府更大依赖？

• 三叔那时三十六岁，他是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高材生，毕业时全班第二名，毕业后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独自远涉重洋到哈佛读博士。不到一年，他就完成博士学位，又因为在中国已有相当教学经验，获得博士学位后，就被聘为美国东北大学教授。。。他的收入至多相当于美国的中产阶级而已。。。。总之，三叔全家的生活可以说很满足、快乐，他们当时的物质生活水准恐怕也还在今日台湾的中产阶级水准以上。

• 友情的形成与维持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只要能“以诚相待”，不怕没有朋友。

• 1949年哈佛一年级新生共一千一百余名。其中外国人与少数民族如下：美籍黑人一名，外国学生共十四名，其中来自中南美洲八人，来自欧洲三人，来自非洲一人，来自亚洲二人（除我外，有一位日本人）。

• 学年终，我的物理、数学和英文得A，化学和人文学得B。那时学校给分完全采竞争制，美班10%的学生得A，25%得B，50%得C，其余得D或E；所以我的3A2B把我放在全年级的前10%内。

• 大局的发展，使得我离开香港时还紧紧抓着不肯放弃的一线回国希望也越来越渺茫，父亲“学工程才有前途”的谶语也愈来愈有力。。。我对工程各系的内涵都不大清楚。常识中觉得工程是关于机器的，那么机械工程的涵盖一定最广，所以就想读机械系。

• 我做二年级新生时，麻省理工全校学生七、八千人，研究生及大学生约各占一半，外国学生约为全校的10%。名义上男女同校，但实际上女生仅几十位，占学生比例1%左右。

• 大师级教授从不轻视任何问题。简单的问题他们固然很快地回答，对比较难的问题，他们也好整以暇，一面想、一面说，一面又在黑板上写出所想的阶段结论。这样几分钟后，我们认为很难得问题他也解出来了。如果当时没有完全想出来，他会说：“让我回去再想想，下堂再告诉你们。”而他下堂课时也从来不爽约。大师究竟是大师，所以从来难不倒的；愈是难的问题，愈是他表现思考方法的机会，聪明的学生也会自其中学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并在“言教”与“身教”的双重教育下学习成长。

• “学术界有两类工作。一类是需要思想的，另一类是枯燥、单调、重复性的。你既没有资格做第一类，就只能做第二类。”我并没有得到所期望的慰籍，但却得到了“社会是冷酷的，自己要争气”的教训。也许这教训比原来所期望的安慰更有用。

• 不到半年，我就懊悔没有住在宿舍。我怀念在哈佛时与舍友讨论切磋的机会，也怀念因同舍建立的友情。而此时，我的生活因住在校外而失去了纪律。。。所以，不到一年，就决定搬回学校宿舍。以后一直到我结婚，都住在学校宿舍。

• 我于1952年9月获机械系学士学位，次年9月获硕士学位。获硕士前的三个月还有一件大事：我结婚了。妻也是从上海来的中国学生，我与她在结婚前已交往两年了。

• 读博士除需要好的成绩外，还需要通过资格考试。资格考试每年举行一次，录取率40%左右。一次不录取，可以在次年考第二次。但如两次不成，就不能再考了。我的大学和硕士成绩合格，剩下的就是资格考试。1953年9月硕士毕业后，我于次年二月参加博士资格考试，结果竟落第了！但我并不认为这一次失败是一个很大的挫折，还是继续实行我的博士计划。1954年选读博士学位必要的课程，而且花了很多时间与好几位教授讨论可能的博士论文题目。后来选择了“自动控制”这一领域，因为这领域用到数学较多，比较接近我的兴趣。。。1955年2月，我充满了信心，第二次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几天后成绩揭晓，我又是榜上无名！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打击。站在榜前，呆呆地望着没有我名字的榜，自尊心、自信心在倏忽中消减。十几年的读书生涯嘎然中断，下一步做什么事都还没有想到，我何以对父母？对我新婚不久的妻？

• 麻省理工的硕士倒是很吃香。。。博士落第后两个月内，我已接到了四家公司的邀聘函。

• 那么怎会去希凡尼亚求职呢？完全是为了三叔偶然的一句话。在我博士落第、彷徨无所适从的时期，有一天去三叔家，三叔忽然说：“前几天一位中国朋友来看我，说他最近加入了希凡尼亚，在做电晶体，他说那里面有好几个中国人。你不妨也去试试。”

• 我几乎决定去福特了。只是我有点不大服气福特与希凡尼亚月薪一元的差异，而且认为可以从福特获得较高的月薪。就凭了一时的勇气，我打电话到福特，预备和他们“讲价”。第一个电话是“对方付款”，我颇具信心地对秘书报了我自己的名字，但秘书请示后回来说福特的规定不接受“对方付款”电话。我还不气馁，决定自费再打。接通后，我恭敬地说，我很想来福特，但“另一家公司”的月薪比福特高，可不可以请他们考虑提高我的起薪？。。。他很冷漠，也很不客气：“我们不讲价还价。公司已决定聘雇你的月薪。你要来就来。不要，就请便。” 。。。年少气盛的我却老羞成怒了。。。去希凡尼亚！

• 1956年12月，我首次发表半导体论文，在1957年又发表了两篇论文。事后看来，这些论文都不足道，但对于提高我在公司内外的地位，却相当有帮助。

• “看来热诚和努力还是不够的。” 青年的天真在一天内消失，而这失去的天真以后再也找不回来。

  再找找吧。

• 德仪的工作时间至少50小时，常常有人早上带一张帆布床上班，准备晚上睡办公室。周六上午上班是不成文的规定，而且，除最基层员工外，任何人延长工时也没有加班费。我也发现，在公司里，“失败”从不被接受；“挫折”可了解，甚至同情。但受挫折者必须振奋重来，如再有挫折、再重来，直到成功为止。

• 以夏伯特为例，50年代他是半导体行家；60年代擢升为主管全公司业务的执行副总，开始与半导体逐渐脱节；到了70年代，他已成了半导体外行。更可悲的是，他自己还不知道已脱节，仍以为70年代的半导体业与20年前一样。

下册

• 每次升迁或调换职位，我都会在第一时间召集新任下的同仁谈话，而“又自信、又谦虚”也成为我这类谈话的主题。

• 假使某一个经理不能有效地带领他的部队，那我应该撤换他，而不是待在达拉斯替他做他的工作。

• 我要求我的下属不轻易承诺，但一旦承诺，必定不计成本实践我们的承诺。

• 领导力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凝聚团队，第二部分是带领团队朝对的方向走。而领导是否成功，却只有一个标准：你的团队有没有在赢？

• 如何凝聚团队？我的做法是严格要求但公平对待。。。我也以诚恳态度对待部下：不说假话，但也保持相当距离，很少与部下交际。。。此外，新下属常请我和妻到他家晚餐，我也尽量应邀，因为这是礼貌之事，但一次单独邀请，认识家眷后，以后也只有团体活动才见面。我认为这样的保持距离，可以使我更客观。

• 怎么使每一个同仁投入他的工作，而且对公司忠心？我的答案是：要他做他能做，而且喜欢做的工作，给他好的待遇，以及公平的环境。领导者不只要凝聚他的团队，还要带领他们“赢”，而这路程往往崎岖。这就靠领导者的专业智慧、策略，和勇气。团队期盼的是一个能带领他们“赢”的领袖，而不是一个好好先生。

• 一个好的领袖一定要有人跟，而且要带领他的团队赢。

• “过时”这是所有工程师最可怕的敌人。

• 有竞争才有进步，这是商场的真理。无论内部或外来的竞争，都是进步的好机会。

• “这样单一产品市场的生意，怎么能持久？”

• 我已好久没有收到同业的挖角邀请，我也从未收到当时还在萌芽期创业投资家的邀约。

• 一九七九年农历正月，是母亲农历七十寿辰。那时我正在赶“家庭电脑”的开发，孤单地住在拉吧。母亲寿辰前的几个礼拜，我打电话给住在纽约的父母亲，告诉他们我工作忙得很，不能去纽约庆祝母亲的七十寿辰了。父母亲说，那就让他们到拉吧来过母亲的七十岁生日吧，顺便看看我在拉吧的生活情形。[作者此时婚姻应该已经名存实亡了。] 我的拉吧公寓虽然够大，但除了我卧室和客厅有几座必要的家具外，没有别的家具；所以我把父母亲安顿在一个汽车旅馆里。父母亲来了几天，我还是每天照常上班；母亲寿辰那天，我们三人去附近一家中国餐馆点了几道菜，算是庆祝母亲寿辰。我记得母亲四十寿辰，是在香港过的。那时我们刚从上海逃难到香港，但在母亲生日那天，还是摆了好几桌麻将，晚上有好几桌宴席；母亲五十寿辰在纽约过，那时我在德仪已有初期的成功，我请假到纽约，买了一件貂皮短大衣送给母亲，参加了母亲热闹的寿宴；母亲好高兴，穿了新大衣赴宴，告诉朋友这是她儿子送给她的；六十寿辰，我刚升德仪副总裁不久，请父母同去迈阿密及牙买加度几天愉快的假期。现在母亲七十寿辰，我在德仪的下山路上；父母亲知道，也痛惜我在下山路上。在陈旧的中餐厅用了晚餐后，三人在冷寂的拉吧街道上，暗淡欲熄的路灯下，无言步回父母亲的旅馆，母亲在餐馆里强颜为笑，但在路灯下已凄然欲泣了。至今我仍不能原谅我那年的不孝。为什么我不能去纽约，热热闹闹地与父母亲的朋友们庆祝母亲的生日？为什么我还紧紧抱着其实已不值一钱的一线“东山再起”希望，留在拉吧赶做即将失败的“家庭电脑”？而让父母亲到遥远的、没有朋友的拉吧，寂寞度过母亲的七十岁生日？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趁双亲都还健康，庆祝他们的大生日，两年后父亲就中风，后来一直没完全康复，母亲八十寿辰，我在纽约设宴庆贺，但那时父亲已中风多年，大家心情远不如昔，母亲九十寿辰我也为她在纽约设宴庆祝，但那时母亲自己也开始健忘，心情当然更不如昔。

  大家一起引以为戒！

• “品质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事；品质观念必须渗透整个组织，每个员工。”

• 从来没有一条经常有瓶颈的生产线会有好良率。

• 我们两人同年，在二十岁时两人还在大学时相恋，二十二岁就结婚，结婚得太早了！两人的爱大约继续了十几年吧，但当我在斯坦福读博士时，就已渐渐消散；到四五十岁时，两人几乎已成陌路人了。

• 记得那日花底相遇，我问你心中有何希冀？你向我轻轻私语：“要你，要你，要你！”记得那夜月色旖旎，你问我心中有何秘密？我向你悄悄私语：“爱你，爱你，爱你！”但是今夕何夕，你我为何不交一语？我不知你有何希冀，你也不问我心底秘密。只有杜鹃鸟在林中唏嘘：“不如离去！不如离去！” — 琼瑶《庭院深深》

  Salut.

• 一九八一年底，我满五十岁，独自搬入新寓。

• （一九八二年九月）但是我还有尚未到期的股票承购权，那些承购权一年后才到期，看起来价值一、两百万。忍一忍吧，忍到领到那些承购权后。

• 我打电话给每一个直属部下“道别”，只有两人肯接我的电话。

  这是作者在通用被逼辞职前夕。

• 在一九八二年，我的最近三年工资是二十五万、二十万、二十二万美元。

• 我的离开德仪，仅是迟早问题；但是迟或早却需要拿捏，因为我还有未到期的“股票承购权”：我还要倚靠这些“股票承购权”赚来的钱，过我未来也许几十年的低薪，或无薪的生活。

  作者此时已离婚；女儿在波士顿读大学；双亲早已退休。

• 如果下属有好的出路，要离开，我不会强留他，只会祝福他；因为如果真的把他强留下来，我会认为我欠了他一个债，而且是一个还不尽的债。他会一直想：如果他去了那个职位，会否比留着好。

• 到台湾做事，是没有归路的。“过河卒子”不能退后，只能向前。向前只有一条路：工研院衍生出来的台积电。

• TSMC的中文应为“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但此名已为别人登记，所以改成“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简称台积电。

• “不与客户竞争”，以及“客户是我们的伙伴”。

• 小公司要赶上大公司，必须要在对的地方做大公司不愿或不敢做的事。

• 台积电经营理念

  1. 坚持高度职业导读。所谓高度职业道德是：第一、我们说真话。第二、我们不夸张、不作秀。第三、对客户我们不轻易承诺，一旦做出承诺，必定不计代价，全力以赴。第四、对同业我们在合法范围内全力竞争，但绝不恶意中伤。同时，我们也尊重同业的智慧财产权。第五、对供应商我们以客观、清廉、公正的态度进行挑选及合作。在公司内部，我们绝不容许贪污；不容许在公司内有派系或小圈圈产生；也不容许“公司政治”的形成。至于我们用人的首要条件是品格与才能，绝不是“关系”。

  2. 专注于“专业”本业。这个领域发展迅速，只要我们能集中力量，积极从事本业的钻研，发展空间必定无可限量。因此，我们要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3. 放眼世界市场，国际化经营。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眼光放远在世界市场中建立竞争力，我们在国内终究也将无法生存，遑提竞争力。。。在人才募集方面，我们则不论国籍，为才是用。

  4. 注意长期策略，追求永续经营。每年我们都要为未来五年做一个长期策略规划。

  5. 客户是我们的伙伴。我们自始就将客户定位为伙伴，绝不和客户竞争。

  6. 品质是我们工作与服务的原则。

  7. 鼓励在各方面的创新，确保高度企业活力。创新是我们的命脉。如果我们一旦停止创新，将很快地面临没落与失败。我们不但要在技术方面追求创新，在企划、行销、管理等各方面更要强调。自然地，积极建立与累积公司的智慧财产权也不可或缺。

  8. 营造具挑战性、有乐趣的工作环境。我们要齐力塑造并维持这样一个环境，吸引并留住志同道合而且最优秀的人才。

  9. 建立开放型管理模式。更将透过集思广益的方法接受各方看法，而在做成决定后，就团结一致、不分你我、集中力量朝共同目标戮力以赴。

  10. 兼顾员工福利与股东权益，尽力回馈社会。

• 公司无权干涉私德，但有权甚至有社会责任要求职业道德。

• 一个专业经理人经营的公司需要一个稳定、不干涉经营的大股东支撑，否则他就经常有被购并的危险。

• 不试探也就罢了。不知道的魔鬼，也许比知道的更危险。

• 但正如一般国际级顾问公司的做法：回答你给他的问题后，他会发现一个新问题，让他再为你效劳。

• 我自定的与他们“熟悉”的标准是：假使有事，双方可随时打电话给对方，而对方一定会接。

• 我认为负面的教训往往比正面的经验更铭心刻骨。知道不做什么与知道做什么一样重要。

• 如今二十余年过去，我还未遇见任何人对我说：“啊，我是你当年交大的学生。”更没有人对我说：“啊，你当年讲的对我很有用。”事实上，想想我自己，不要讲小学了，从初中到博士班，我也有过一百位以上的老师，其中好几位影响我后来的人生。我曾经告诉过他们吗？没有。大部分在课程结束后，就变成陌生人了。

• 在德仪，我学会了技术是一个半导体公司的灵魂，所以必须自主技术。。。在向飞利浦募资时，我们拒绝了飞利浦以“它们技术位基础”的诱惑，坚持了“技术自主”。十三年后，我们面临另一次技术的诱惑，并再一次坚持了“技术自主”。

• “合作开发制程”也很难成功。要有好的结果，两个研发团队要在同一屋檐下工作。以九九年IBM与台积电的相对实力与“名望”而言，IBM一定会要求我们送我们的研发团队去IBM。那么，我们已无力量做自己开发，一切都要靠远在万里外的合作。如果因为任何原因合作成果不佳（例如：我们团队在国外人地生疏，两团队间沟通不良，或没有互相的尊重等等），我们的下一代节点开发也就完了。

• 不裁员。我一直认为过去日本企业的“终身雇用”习惯，对员工向心力很有帮助。况且，假使裁员后在一年内又要雇用新人，那么裁员在经济上也不划算。

• 不景气时期别的公司不雇人，是最好雇到人才的时机。

• 董事会正式开会时的讨论，依法要列入会议记录。许多董事都不愿意把他们有时尚未成熟的意见列入白纸黑字的记录上，因此就不发言，或少发言。为了要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我在每次董事会前一晚必先举行“会前晚餐会”，所有独立董事都参加，经理部门只有我一人并且是晚餐会的主人，也无记录秘书。

• 要经营一家公司还是一开始就独立自主最好。

• 董事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领导董事会，这是我的看法以及做法。董事会不是我的橡皮图章，也不是我的敌人。我需要他们的支持，但是我也要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意见不同于我的，我要关起门来与他们协调，而不是公开在正式董事会议中争论。

• 董事会的两个委员会（审计及薪酬）都应该非常独立，在我任董事长期间内，我从未干涉它们的运作。

• 董事常会每季召开一次，虽然好几位董事要从英国、美国来，但在我董事长任内，所有常会都是面对面。除常会外，我们也很少有特别会议，要开特别会议时就用视讯方式开。

• “一旦管理层同意参与‘管理层收购’，管理层就失去控制。”

• 以员工数目衡量主管职位的重要性是一个错误的迷思。与最高层接触机会也许是更好的衡量。

• 三星本来就是世界最大的记忆体公司，一定也是苹果的记忆体供应商；所以苹果找它代工逻辑产品，也不稀奇。只是，苹果打开智慧型手机市场后不久，雄心勃勃的三星会长李健熙，忽然宣布三星也要做智慧型手机了。三星既是苹果的主要供应商，也变成苹果的主要竞争者。假使我是Jobs，我一定会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觉。

• 郭台铭是Sophie的表弟。

  Sophie是作者第二任妻子，也是工研院的旧识。

• Sophie和我捐了这座大楼给MIT。Morris和Sophie Chang Building现在是MIT经济系的家。

• 1972年，30岁的Joe Biden首次当选美国联邦参议员，28岁的Sophie曾为他助选。

  Sophie好像在美国念高中、大学，直到很多年后才和第一任丈夫回台湾。